在争取入党的日子里

　 学生时代我就有入党要求。但因一个非直系亲属的历史问题而被耽搁下来。1952年即将高中毕业的我，在多次申请赴朝参战未被批准的情况下，毅然咬破手指，用鲜血写成“坚决参加抗美援朝”的鲜红大字。在强烈要求下，我虽被“批准”，但不是赴朝参战，而是留在我的母校——沈阳市第一中学任职。当时尽管哭闹着不同意这个决定，但还是以“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团员服从分配为第一天职”的理由而留在了学校。
　 一年后我被调到中共大东区委工作。这时加入***的要求更加迫切。一是因为发自内心对党的热爱；二是在区委工作不是党员也十分不便。有一次我写了一份有关“童窃”的调查报告被沈阳市委办的《沈阳工作》发表了，那是一份党内刊物，当时非党同志绝对没有资格看到，由于作者是我，有的党员便偷偷地拿给我，用两只手捂着别的篇章。事后我偷偷地哭了。
　 1955年初春，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带队下乡去搞社教。他交代工作任务较重，情况又很复杂，而且必须吃住在那里。当时我虽然想到许多困难，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的思想指导下，第二天我便背起了行装，一干就是一年。
　 当年秋天，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我们在这个地区帮助建立了具有5个村800多户的“东塔高级蔬菜生产合作社”。它的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是全市数一数二的。在决定班子人选时，上级机关决定派一名“一把手”来加强这个社的工作。在副手及工作人员均已配齐以后，1956年初，这个“一把手”（社长）的担子竟然落在了参加工作不久，没有任何农村工作经验，年仅25岁的我身上。过去分配什么任务我从未讲过价钱，这次可讲起了，什么年龄小，工作没经验，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女儿没人照顾等等。经过领导同志的耐心开导，还是服从了党的安排。
　 刚刚建起来的高级社工作是千头万绪的。尽管每天没白没夜地干，也经常理不出头绪来。由于工作特别繁重，加之睡眠太少，一日三餐又极不正常，看上去我十分消瘦了。为了安排好家庭生活，经和组织商定，毅然舍去市内宽敞、条件十分优越的住房，把家搬到郊区一个低矮的小厢房里，一住就是许多年。郊区菜农的人员结构是很复杂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个别人只因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有的甚至拿着菜刀威胁。我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和复杂的情况，抓生产，顶邪恶，大干一年取得了优异成绩，蔬菜社一跃成为市、区的先进单位，我也被大东区评为劳动模范。一再要求加入中国***的我，经过组织的多年考验，在搞清我的社会关系以后，于1956年8月27日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在入党宣誓的一刻，我流出了激动、幸福的热泪。 （宋跃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