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作用》

一、“软实力”是文化社会意义的集中深刻体现　　1.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人类之为人类的根

一、“软实力”是文化社会意义的集中深刻体现

　　1.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人类之为人类的根本特征。“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词使用，原意为“人文化成”，源自《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在鼓励人们提高人之为人应有的文化成就，以化育民众和风俗，使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而充满人性。西方学者起初将“文化”与西方文明相联系，用以专指西方人所具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指18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伴随着18到19世纪，对非西方民族人类学考察的深入，“文化”内涵逐渐摆脱西方中心论影响，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用以表示一个民族、时期、群体或全人类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或用以描述音乐、文化、绘画、雕刻、戏剧、电影等的活动及其产品。现代文化人类学进一步深化对“文化”的认识，认为文化指系统协调的整体，是由信仰、知识、价值观念和实践构成的一个稳定共享的体系;是社会群体在历史经历中形成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一种认知系统，即一系列被纳入相互连结的有较高秩序的网络和结构中的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命题”。

　　2.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以早期人类学家为代表，从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的生产实践出发理解文化，认为所谓“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意在指明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影响，被称为狭义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首次对文化进行明确定义，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可以说是对“文化”进行狭义理解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基本涵义在于“以文教化”，也是在狭义上理解“文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从物质与意识、存在与精神关系角度理解文化，认为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精神即意识，精神的生产，即“关于意识的生产”，是人类社会主要生产方面之一。精神的生产分为两部分，一是人自身“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即人自身精神的生产，也即人自身意识的生产;二是社会“***、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生产，也即社会意识的生产，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精神的生产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越发展，精神生产的影响越大。整体上看，社会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虽然经济因素在其中表现得最有力、最原始、最有决定性，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尤其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来说，提倡和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即精神，深刻影响社会性质和未来走向。

　　3.文化的社会意义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首先，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先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社会的发展往往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学、哲学、风俗、制度的变迁往往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导向作用。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尤其如此。其次，文化影响社会性质。不同性质的文化造成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文化不同，社会各有不同;二是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化不同，社会阶段的表现不同。以不同民族而论，面临的历史和环境、社会实践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民族社会性质，使不同民族社会发展道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第三，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证明，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思想先导、凝聚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在西方没有赫拉克里特、毕达格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没有古希腊文明，没有培根、洛克、莎士比亚就没有今天的英国，没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就没有现代法国，没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就没有现代德国，没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没有今天美国的话，那么，没有神农尝百草、伏羲演八卦、孔子著《春秋》，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清杂剧，没有《海国图志》、《天演论》、《文学***论》等，就没有悠悠5000年的中华民族。

　　4.文化“软实力”及其现实意义。“软实力”是文化社会意义的集中深刻反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于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最早提出并阐述了著名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当即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共鸣，从此启动了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与应用的潮流。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理论的核心理念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软实力”理论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崛起的根本标志，在于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一国之综合实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吸引力、人文环境、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等体现出来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选择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

　　为主，而今人们生活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减少，而更多的钱开始向文化消费方向转移，群众的文化消费也将进入旺盛期。这种社会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去满足人们在文化、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实践证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愈高，经济附加值就愈高。

　　2.文化产品与服务已作为独立的贸易形态，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在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文化产业具有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的运用，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文化的传播力越来越大，文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影视、音像、出版等文化产品已成为最大换汇产品，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可见，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人文资源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的作用更大。在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没有资源可以创造资源。

　　3.文化领域已成为***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大肆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一个更加智慧的战略选择。

　　第一，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历史使命的需要。我国有着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世界先进文化。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思维僵化和一味排斥外来文化，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近代远远落后于世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一直没有停止追赶的步伐，但文化“软实力”与西方国家相比依然差距较大。缩小与世界大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必须着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第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现实国情的需要。一是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文化消费能力大大增强。人均GDP迈过1000美元大关之后，国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将进入一个新的拐点。相形之下，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我国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态势还不相适应。三是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带来了多元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交流和碰撞，同时面临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

　　第三，提升文化“软实力”更是和平崛起的战略需要。历史告诉我们，能在国际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纵横捭阖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具的国家。而现实经验表明，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软实力”强大与否才是决定一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最终体现。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辩证关系、

　　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对辩证关系。

　　1.“以人为本”与多种抓手的辩证关系

　　“以人为本”是提升“软实力”的核心，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外在表现形式是提升“软实力”的具体抓手。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以人为本”，有四层含义：

　　其一，“以人为本”揭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根本动力。人在“软实力”中居于主体和中心的地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要通过人的作用才能实现，并且也是通过对人的影响体现出来。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人来推动，价值观的作用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意识形态更是人所特有，人文环境的创造以及体制机制、政策的制定都是人的活动结果。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其二，“以人为本”揭示了文化“软实力”之所以成为一种实力的根本所在，即这种力量的形成是依靠“软实力”建设的多种抓手，如制度、政策、环境、价值观等，使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人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文化“软实力”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人力的集聚。

　　其三，“以人为本”揭示了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尤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强调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促进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以人为本”揭示了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在呈现前所未有活力的同时，也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然而，这也正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紧要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而且增强了全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坚定了人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2.时代特色与传统元素的辩证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古今关系，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的关系，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炎黄子孙的生命基因，是我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源泉。中华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对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不但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

　　的优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吐故纳新、跟随时代前进。正是发扬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后百年的屈辱和灾难中，前赴后继，探索真理，进行伟大的人民***，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开创着民族复兴的辉煌前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才能发挥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世界眼光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看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须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世界各国人民由衷地欢迎和喜爱中国文化，真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复兴事业。因此，一定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友好合作。这就要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世界眼光，注重文化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在文化建设中对这种共同性加以注重，并真诚地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和长处，这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共鸣。

　　没有时代特色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并发挥作用，并融合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要求，具有时代的特性。只有那些与同时代有着内在联系、烙有时代印记的实力因素的总合，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软实力”。没有时代特色一定缺乏吸引力、号召力和感召力，最终不成其为“软实力”。我们今天需要创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应当走出传统，变革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重塑与新生。

　　失去传统元素也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由多种因素构成，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13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形成影响深远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品。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等。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失去传统元素的支撑，文化“软实力”将如无根之木，空无灵魂，随风摆动，缺乏吸引力、号召力和感召力，难以维系国民情愫，更无法成为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国家进步的综合“软实力”。

　　3.多元思潮与主流意识的辩证关系

　　作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社会思潮受到***、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特别是人们切身利益的制约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目前正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正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间相互激荡、彼此碰撞。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说也出现了严重危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危机、价值观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现象或倾向。

　　就意识形态危机而言，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消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生活方式就绝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是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动。它通过反映特定意识形态的意志在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中行使着对大众道德、思想、观念的控制与主宰，实现一种文化的霸权。从本质上来看，生活方式是从属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表现。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是感性而深刻的，对人们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一采用***的生产方式一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要按造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目前，以介绍和宣传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媒体，在向人们展示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娱乐、饮食服饰、起居用行等消费行为方式、消费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诱导并刺激了我国一部分人对各类物质享受的欲望，并由此引发和导致了他们对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偏移，呈现出多元的趋势。

　　其二，大众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加与丰富，社会对大众文化的需求将有更大的增长。然而，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快速流行，冲击甚至改变了现行的文化形态及其秩序，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998年在“欧洲新文艺论坛”发言时所谈到的，文化的实用性扼杀了高雅文化，使得平庸的东西乘虚而入，人们如此急进，精神价值的失散和消耗，甚至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意识形态的整合力与凝聚力被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

　　就道德危机而言，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利益多元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情境，使得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表现得相当突出。

　　就价值危机而言，中国社会转型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存在着实质上就是价值理性缺失的“中国式问题”。它主要表现为：权力迷信、功利主义等。

　　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样化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每当社会转型和转折的重要时期，社会思潮都会打破沉闷的气氛而显得格外活跃。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民主***建设的进程日益推进。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整体推动下，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相互较量，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但相对于思想保守和封闭僵化的状态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符合社会思潮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善于从多元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其内涵、拓展其视野，不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对多元的社会思潮既尊重宽容，又不放任自流。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必然要使自己的主张、思想成为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一种主导社会价值、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支柱，思想领域就会一片混乱、一盘散沙，就可能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颠覆统治阶级的政权。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允许多元，社会思潮可以多样，但社会的价值导向只能一元，指导思想只能一元。这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潮，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点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在当代中国，以一元引领多元，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就是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为发展、提升中国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注入时代灵魂。